林彪叛逃的简单介绍
xj 2023-04-10
199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大决战之辽沈战役》,这也是大决战三部曲的首部。《辽沈战役》上映后掀起了广泛的好评,影片着重刻画了国共两方面对辽沈战役从开端到结束时各自的 历史 背景和战略战役布局,几乎重现了当年大决战的整个过程。同时,这部电影也是自9.13事件(林彪叛逃事件)后,第一次从正面描绘了林彪在当年东北战场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更令人尊重的是,摄制组在拍摄电影前翻阅和查看了大量的文史档案并走访了很多战役亲历者,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因此在电影《辽沈战役》中,除了我们常见到的各种经典情节外,还有各种各样的 历史 细节穿插其中,这些细节到底有多少,让笔者来述说一二。
蒋家里的外国人
影片开头不久就出现了蒋介石和他的家人们,不过在这些人中却突兀的出现了一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女人。这个镜头在影片中一闪而过,如果不熟悉 历史 的话很多人根本不会有印象。其实,这名外国女子有着自己的中文名称,叫 蒋方良, 她就是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原名叫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生于1916年,俄国人,父母生前是沙俄贵族。俄国十月革命后,父母去世,蒋方良被姐姐抚养长大,毕业后进入机械厂工作。在工厂,蒋方良结识了正处在困境中的尼古拉·伊利札洛夫(蒋经国俄文名,此时因蒋介石反共反苏,苏联对蒋经国极不信任),随后双方坠入爱河,于1935年在苏联结婚。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方良随蒋经国一同回到中国,正式成为了蒋家的儿媳。蒋方良虽是蒋经国的妻子,但为人低调隐忍从不张扬,不插手政治,也很少在各种公开场合出席露面,被称作“神秘的幕后人”。因此,媒体对蒋方良的报道很少,大多数人只知蒋经国而不知蒋方良。蒋方良婚后三子一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勇,三子蒋孝武。2004年底蒋方良去世,终年88岁。
《辽沈战役》中的这个镜头很短,但包括蒋经国夫妇和他们孩子在内的细节刻画一点也不少,可见当年拍摄者之用心。
东三省和东九省
影片中,美军顾问团建议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九省地区。这个东北九省其实就是原来我们常说的东三省。东北九省的存在时间并不长,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在东北地区重新划分的9个省级行政区域,分别为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对东北九省进行调整,历经多次行政区域的拆分合并后才形成了现在新中国的行政版图。
如果不查阅 历史 资料,估计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东北九省这个概念。
70年前的高 科技
从这个片段中的对话可以得知,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就已经开始使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来搜寻中共中央的具体位置。 无线电测向是依据电磁波传播特性,使用仪器设备以测定无线电波的发射位置。 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测向技术就已经普及开来,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曾利用无线电测向设备来搜捕占领内的地下电台。当年的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之间的通讯绝大多数依靠无线电台组建的通信网络联系(包括大决战在内),所以无线电的往来使用十分频繁密集,这也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机会。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曾多次利用“测向仪”搜寻中共架设的电台群,华北方面就是因为美国提供的无线电测设备搜索到了地下电台的大致方位才导致中共北平地下党被严重破坏,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因曾因无线电多次身陷险境。
总体而言当年的国民党虽有无线电测向设备,但技术相对而言较为落后,无法确定具体方位和距离。解放军应对得利,反制有效,整体上并没给全军造成太大的麻烦,解放后也曾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来抓捕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成效未知。还有一点要注意,抗战时期的日军曾从德国引进这项技术来侦测国共谍报组织的无线电台,而国民党普遍使用的无线电测向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出现的,要是在抗战期间露面可就“穿越”了。
复刻的西柏坡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8年4到5月间先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毛泽东等先后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并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京“赶考”。
现在我们知道平山县还建有一个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少单位和个人还曾组织或自发前去参观游览。实际上,真正的西柏坡旧址现在已经成为了水库的库区。原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因1958年岗南水库修建而被拆迁,拆迁前河北省古代建筑修整所对中共中央旧址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制图、拍照,对文物及房屋木料逐一编号登记。1970年后河北省政府另外选址按原布局、利用原房屋构件进行复原建设,修建了现在的西柏坡旧址。
林彪第一次登场
影片在12分40秒时林彪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这也时9.13事件后林彪第一次以正面形象登上舞台。在这次出场中,摄制组加入了大量反应真实人物的细节描写。比如这个情节中屋外人声鼎沸,而屋内悄无声息,外面天光大亮可屋内却被窗帘遮住,光影交错的场景,实际上是当年林彪真实生活的反映。抗战期间林彪被误伤后。子弹击中肺部,还伤到了神经,伤势很重,后经过苏联的治疗,身体基本痊愈。却也留下了怕光、喜静、失眠、敏感多疑等后遗症。在东北,林彪的住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是最安静的。据说受伤后的林彪还很不信任医生,常常自己开方抓药。除此外,林彪特别喜欢吃黄豆,平时有事没事就拿着黄豆当零食,战况紧急时吃,研究部署时吃,就是来了客人,也是拿出黄豆来招呼,更别提一日三餐了。这上面的截图中,林彪就是在昏暗的指挥部中一边吃着黄豆一般研究中央发来的电报。
多说一点,当年黑龙江省会哈尔滨一直掌握在东北野战军手中,未被国民党攻占,东北野战军旧址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双城区。
地方局的作用
在上面的一段对话中,罗荣桓提出先提交东北局讨论,再报告中央的建议。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词汇 “东北局” 。东北局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的地方局之一。在战争时期,为了能够深入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相继建立了中共中央地方局,以代表党中央领导各解放区或根据地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东北局、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等五大地方局。 中共中央地方局的权利很大,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掌握着当地的党政军大权。东北局就是中共中央在东北建立的最高权利机构,东北野战军也仅仅只是东北局领导下的军事力量之一。经过东北局讨论后再上报中央属于当地领导的集体意见,其重要性远比一个野战军司令的建议要强得多,所以在片中毛主席对东北局的电报也相当重视,甚至也组织集体讨论。
因为党政军大权都落在了地方局手中,所以各解放区在一元化的领导下整体上权利集中、责任明确、决策快、效率高,但也容易滋生特权阶级和极端思想,算是战争时期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解放后,地方局的权利被大大限制,随后被逐步取消。
逃亡问题
逃亡,是一个躲不开的词汇,在电影中也并不讳言。逃亡问题也曾是当时东野部队的一项老大难问题。逃亡的原因很简单,无非就是“怕”字当先,尤其是传统思想仍然浓厚的东北地区,怕离家成为了当年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资料记载,当年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由苏北出发共3万2千余人,除后勤机关及地方团收容的掉队逃亡伤员病号约3千人外,到达冀东后只有2万8千人。辽沈战役胜利后,在获知东北野战军即将进关的消息后,某纵某师几天内逃亡200余人。在东北野战军的队伍中甚至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为“巩固对象”,防止开小差回家。
算了不多说啦,放些当年的电报原文吧。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11月11日,“林罗谭”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粟裕的KPI(绩效考核)
这段情节大家比较熟悉,1948年初粟裕和陈毅来到西柏坡城南庄面见毛主席直陈过长江的利害得失。最终毛主席同意了粟裕暂不率部过江的意见,不过也让粟裕立下了军令状,即在四到八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中原地区数量相当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精锐的第五军。应该说,这算是毛主席给粟裕的一次KPI考核,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正所谓“军令如山”。一旦粟裕率领的华野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很可能将面临一次自上而下的内部洗牌,中国革命战争史也很可能将是另一个样子。幸而,华野在随后的时间内抓住战机连续发起了数次大战役,并在1948年底发起了淮海战役,彻底消灭了中原地区的国民党主力,圆满完成当初中央赋予的任务。(待续)
[img]林彪初到东北连吃败仗,司机和参谋叛逃,他抓国民党一个失误翻盘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解放战争非常容易,打了一仗就一边倒了,国民党完完全全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敌手,事实上,中国解放战争前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特别处于被动的,特别是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还数次违背主席的指令,私自撤离。并不是他想抗命,只是具体情况太过于凶险…
而在东北地域,林彪的敌手,大多数是国民党的精英,如杜聿明、陈明仁、孙立人等,或者黄埔军官学校的“学霸菁英”,或者名将。依据蒋氏最开始的预估,那些“菁英”会把林彪带领的部队完全解决。
很多人感觉到,我们的部队在和国民党战斗时,一定会采取“狼群战术”,借助很多人的力量战胜国民党。事实上,这与具体情况并不一致。在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曾采取大规模的冲锋战略,先由炮兵和航空兵启动攻击,随后由一排一排的兵士向对手发起冲锋,高喊“乌拉乌拉”叫喊口号,场景壮阔,用地动山摇来描述也不过分。林彪在前苏联疗养的时候,对苏联红军的狼群战术并不感到陌生。不过他指出,仅靠人来冲锋陷阵的话,着实有点不划算,还非常容易引发大范围的战损。
毛主席是最高的领导者,他有很高的战略思维,战事归根结底是一场持久战,武器装备、粮食作物和兵员都不能靠别人援助,要自强自立,所谓的自强自立,实际上也就是自己生产制造,因此中国解放战争刚获胜,他果断地说:“即便是我们失去所有的根据地,可是只要是拥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拥有了夯实基础的根基。”
毛主席一席话是看到了东北的工业生产根基,由于日本把伪满国作为自己的国家来运营,使东北地域的工业生产整体规模占全国各地一半还多,类型较为齐备,形形色色的加工厂林立,尤其是军工厂,可源源不绝地供应部队,因此要和国民党打一场持久战,就务必抢占东北。
因为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也在对决中竭尽全力,彼此都看上同一块蛋糕,最后谁能拿得了就在于各自的水平了。为了更好地抢占东北,务必派遣大将领兵,主席想让自己最得力的林彪去坐阵,不过那时候林彪是个风云人物,好多个解放区都争着要他指挥部队。
第一次被任命为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的林彪,走到中途时,电文就来了,调任热辽军区司令员,他刚到热河了,又接到总部的电文,叫他不要在热河滞留,立即去东北,带领东北人民自治军作战。
那时候毛主席与东北局想法是一样的,东北太重要了,绝不许国民党先掌控东北,可是这一想法迅速就被冲破了。虽然国民党在关内,距东北也有一段距离,但国民党这边有美国支持,美国派出了飞机和舰船协助运输,让大量的军队快速靠近山海关。国民党军队没有旅途劳顿的苦头,东北人民自治军就不一样了。这个队伍从每个根据地调到东北,那时候没有机动车,全靠两腿强行军,直到了位置,大部分精力已透支,累倒不是问题,只要是有吃的,有时间休息,很快就能恢复但是当时的情况等待不了他们恢复精力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林彪率军持续阻击战,但大部分时候进一步又退了十步,局势特别不好,连给他驾车的驾驶员都跑了,他也只能骑着马回来。
国民党兵锋正旺,林彪两次提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从沈阳市迁到异地,队伍还要效仿抗日战争时期的打法攻略,到中小型城市和乡村创建根据地,在农村围攻城市。可是,那时候党中央的目标就是大城市的工业,及其连接好多个大城市的中长铁路,不管怎样也不愿意撤兵,东北局也下了指令,假如国民党冲入沈阳市,就跟这些人打巷战,总之不能把这些工业城给他。
林彪收到电文时很生气,他也不管了,直接下令撤出沈阳城。
在林彪退出沈阳市的那一天,苏联红军见局势不好,果断见机行事,将中长铁路以及沿岸城市全都转交国民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得到沈阳城。林彪持续向总部发电文,表明了乡村围攻城市的想法,毛主席感觉到是有些道理的,打电话给东北局,说大城市可交给国民政府,部队可脱掉帆布鞋,穿上麻鞋,到乡村去创建根据地,开展一场持久战。
虽然明确提出了舍弃城市,回到乡村的方案,但党中央仍期待保留几个城市,便于未来和蒋氏政府机构交涉时也能有资本。林彪收到指令,就在抚顺市、本溪、安东、辽阳等地进行了阻击战行动,但顾此失彼,仍不能阻拦对手的稳扎稳打。
这时,东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想要立足,也只能将国民党军队挡在四平、本溪一带。林彪和毛主席对四平需不需要守,如何守,守到哪些程度,有不一样的意见。林彪认为死守在四平没有什么意义,但遵从党中央的指令,仍然把队伍调到四平防御。在四平保卫战刚开始后,毛主席持续向林彪发急电,让林彪死守四平,逆转所有不好局势。
在四平,林彪守了一个月,确实守不了了,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太猛了,以现在的情况看,如果不撤离,被对手围攻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因此就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可是没有等到回应就撤兵了。次日早上,主席又发过一次电,说假如确实不行,可主动撤离。当林彪收到电文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在向长春市撤离的道上了。
没了四平,长春市也是孤城一座,林彪感觉到务必要撤离,他依旧不愿请示,直接带上部队弃城而逃。看见大势已去的局势,一些信念不能坚决的人感觉气数已尽,逃兵持续出现,连林彪的作战科长也拿着队伍的情报信息投敌。
在后来的“二打四平”中,林彪还汇总了另外一条实践经验,也就是打赢这次战事的心态要特别果断。若不能胜战,则不能装出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却又绝不放过一切一次获得胜利的机会。
那时候国民党步步紧追,林彪也铆足了劲跑,彼此一切顺其自然,距离不远不近。可是,就是这些奇怪的相互之间追赶,反倒逆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低迷状态。
国民党军队不能具有“宜将余勇追穷寇”的智谋,不能将林彪追杀到底,这些人选择追杀以后,先用重炮轰击,炸一会儿,再接着追杀,恰好是由于这个小细节,才让东北民主联军喘上一口气,分出几个分队开展阻击,最终退到哈尔滨市。
对于在东北连连失利的林彪,毛主席没有多大的抱怨。他有更多的准备:既然林彪感觉到了压力,那么就给他缓解压力吧!这时,粟裕、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战场上给国民党制造“麻烦”,国民党再也没法向东北调兵,只能分兵回关内,东北局势慢慢缓解,林彪也及时调整战略,他带领队伍“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使东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逆风翻盘。
林彪派兵包围叛军184师,命令异常严厉,全部消灭,不准他们起义说起解放战争,就不得不先提林彪的东野。
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争夺尤为激烈,我军在林彪和罗荣桓的率领下,在东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数次血战。
林帅凭借自己超强的大局观和统帅能力一次次地击败国民党军,最终取得了东北地区的大胜利。
而在整个东北漫长的拉锯战过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却让林彪大为恼火,这支部队就是184师。
在1947年五月发生的梅河口战役中,韩先楚的部队迎面撞上了184师。
随即他就接到了林帅的电报: “对奉吉线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不解除武装之起义!”
从林帅的电报中能清楚地读出来,林帅对于184师是非常痛恨的,而韩先楚在接到命令后也是没有丝毫的疑问,立即执行了林帅的命令。
我们一向是以怀柔政策对待国军的,林帅为何会下达这样严厉的命令?
我们先来看看这支184师的履历, 184师隶属于滇军60军,60军后来有个非常有名的军长,叫做曾泽生。
而184师则是曾泽生起家的老部队,是滇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作为地方军阀龙云的部队,184师向来是被老蒋视为炮灰的。
毕竟这些不能受自己控制的部队,老蒋向来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这也是国军内部始终不能团结一心的根源所在。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184师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型战役,其中徐州会战,184师在台儿庄血战日军,战功赫赫。
但是作为地方军阀部队,整个60军都没有得到蒋介石政府的重视。
对于60军以及184师在台儿庄取得的良好战果也只是口头表彰了一下,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奖励。
而到了武汉会战,蒋介石更是不顾滇军的死活,为了保存自己嫡系部队的战斗力,60军的两翼部队几乎都已经全线后撤,导致60军处于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日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果断包围了60军,但幸运的是,60军仍然在激战后成功突围。
可是,这也让60军上下官兵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国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作为炮灰部队,摆明就是希望自己送死。
借助日军的手来削弱地方军阀的实力,蒋介石的这一手操作实在是让人心寒。
然而60军的噩梦依然没有结束,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将滇军首领龙云死死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再次征用了60军的部队,派往了遥远的东北。
一支云南部队被派到东北,60军战士上上下下都对这样的安排表示非常不满,但是军令如山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只好遵守命令,前往了东北。但这一去,60军就再也没有回来。
60军第一个被拆出去的部队,就是184师,到了东北后,184师归新编第六军指挥,驻防海城和鞍山,184师师长,名叫潘朔端,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生。
熟悉 历史 的朋友们可能很快就能反应过来,林帅也是黄埔四期生,没错,这个潘朔端和林彪确实是认识的。
就这样,184师开始了在东北的驻防,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蒋介石仍然不放心这些地方的部队, 派出一个由39人组成的“谍报组”,密切监视着184师的一举一动。
潘朔端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此时的潘朔端内心已经有了其他想法。
潘朔端手下有个参谋长,此人名叫马逸飞,曾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由于后来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导致马逸飞从此中断了和党中央之间的联系,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此时正在184团任职。
在看到潘朔端对国民政府心存不满后,马逸飞第一个提出要让潘朔端试着接触一下我党的政策,并且建议潘朔端收听延安的广播。
这一下可是让潘朔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党的一系列先进的政策,让潘朔端意识到,这样的政党是可以挽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
他开始秘密地每日收听广播,整理新华社发出的各种资料、新闻等,并且偷偷传阅给部下。
慢慢的,整个184师都开始接受了新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排挤,而此时他们所处的位置也正是“炮灰”的位置。
鞍山和海城一线,看似是相对后方的地带,但是由于地处“中长铁路”枢纽位置,一旦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东北野战军的前身)需要打通补给线,那么自己这个位置首当其冲的就会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主要攻击对象。
届时如果自己陷入包围,除非关乎到全局问题,否则断然不会有部队来救自己。
自己的老长官曾泽生此时也远水解不了近渴,潘朔端开始不断地担心起自己和这支部队的命运。 果然,没过多久,“鞍海战役”就打响了。
鞍海战役,顾名思义,就是鞍山和海城。 为了打通铁路线,林彪指示韩先楚的四纵,务必要拿下鞍山和海城。
战斗首先于 1946年5月24日 打响,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四纵的战士们向着鞍山发起了冲锋。
守卫鞍山的是184师的551团,激战一天一夜之后,551团少部分部队突围而出,其余被歼灭于鞍山。
韩先楚率先意识到,面前的184师是一支可以争取过来的部队,于是果断命令优待551团的俘虏,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一名被俘的营长。
然后给他和几名士兵吃了一顿饱饭后,送回了184师师部。
信中明确指出希望潘朔端弃暗投明,加入我军的战斗序列,共同反对内战。
而此时的184师正在为了鞍山的丢失急得团团转,且不说上级会怎么怪罪,战局再这么发展下去,整个184师都有被全歼的风险。
更何况,战争刚开打,潘朔端就已经发出了求援电报,按说鞍山和海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一旦失守,沈阳门户大开,面临的很可能是东北民主联军兵临沈阳城下。
届时整个东北的局势可能都会改变,蒋介石此时就坐镇沈阳,怎么可能会看着184师灭亡?那不是把自己也置于危险之地了吗?
但是蒋介石偏偏就这么做了,潘朔端收到了一封蒋介石亲笔发送极为严苛的电报,要求184师战至一人一枪。
但这封严厉的电报也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新编第一军和60军182师已经出发,增援184师了,可问题是,新编第一军会全力增援吗?
182师倒是来全力增援了,但是遭到我军的阻击,很难前进,潘朔端眼见新一军出工不出力,深刻地认识到,这仗再打下去,整个184师必然全军覆没。
于是,潘朔端在做好手下的思想工作后,终于决定战场起义!
就这样,潘朔端成为了整个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成建制起义的国军部队,东北民主联军也成功收复了鞍山。
蒋介石听说184师起义后暴跳如雷,声称这是在关键时刻给自己拆台。 丝毫没有考虑到,正是自己一步步让人心寒的操作,才导致了这场起义的产生。
作为第一个成建制起义的部队,我们是不会放过这大好的宣传机会的,借着此次事件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以争取更多的国军部队可以弃暗投明,参与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来。
但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我军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改编、改造起义部队的流程,导致184师上下因对老蒋不满意而起义,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军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认可。
最关键的一条就在于,在我军内实在是没什么油水可捞,184师上下尚未形成“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这也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首先,550团团长杨朝伦在潘朔端率领部队起义时,就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要求其固守待援,并许诺一旦坚守成功,将提拔他为师长。
杨朝伦此人和184师其他官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一门心思地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加入蒋介石的中央军。
因此在184师起义时,驻守大石桥的550团并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是顽强抵抗,但是在我军的严厉攻势下,550团被打残,团长杨朝伦也被捕了。
正常来说,杨朝伦这样的行为,应按照俘虏的身份处置。
但是潘朔端却给杨朝伦求情,保下了他,并且还举荐杨朝伦为新编184师的副师长,希望可以用恩惠来感化他,但是杨朝伦还是辜负了潘朔端。
潘朔端的力保和升职,并没能走进杨朝伦的心。此时的他尽管已经处于我军的战斗序列,却依然念念不忘杜聿明答应自己的那个师长的位置。
于是没过多久,趁着东北民主联军北撤和蒋介石调集部队发动攻势时,杨朝伦带着手下1200余人叛逃了,回到了国军的怀抱。
杜聿明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重建了184师,并且任命杨朝伦为副师长。
虽然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师长位置,但是杨朝伦自认受到了杜聿明和蒋介石的赏识,自己的前途那是一片光明。
杨朝伦的叛逃,从林彪,到韩先楚,再到潘朔端,无一不是咬牙切齿。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只好默认了这个事实。
在林帅超高水平的指挥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野战军逐步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野展开了对国民党军全面的“夏季攻势”。 而在这个夏季攻势中,韩先楚在梅河口又一次撞上了184师。
于是,梅河口战役打响。林彪在得知驻守梅河口的是184师后,便发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一份电报,对于这样的叛军,必须坚决消灭!
韩先楚也读懂了林彪的意思,所谓不接受不解除武装的起义,意思就是,除非投降,不然坚决消灭。
毕竟“解除武装”和“起义”这两个说法本身就是冲突的,如果解除武装,那就代表184师投降了。
可是,深知自己投降就是必死的杨朝伦又怎么会投降呢? 经过数日激战,我军成功歼灭了184师大部,但是可恨的是,杨朝伦还是逃掉了。
突围出去的杨朝伦受到了杜聿明极大的赞赏,并再一次为杨朝伦重建了184师,并安排杨朝伦带着部队防御锦州。
这一次,杨朝伦终于得到了师长的位置。重建的184师隶属于第六兵团直辖,受锦州范汉杰指挥。
但是,随着辽沈战役开打,锦州被林帅的百万大军围的如铁桶一般,随着锦州城破,184师也再一次被东野打残,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朝伦这个家伙,又跑了!
杨朝伦南下逃跑到了天津,被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收留, 随后陈长捷再一次恢复了184师的番号,杨朝伦仍出任师长,这已经是184师第三次重建了。
但是杨朝伦整个“逃亡”的 历史 ,就是东野一路势如破竹的 历史 。在解决完东北残敌后,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杀入关内,平津战役开打!
这一次,杨朝伦没有跑掉,他跟着他的184师师部,一起被东野俘虏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184师还不算完。
杨朝伦在被俘后,因为其地方军阀的身份特殊性,没有被关押或枪毙,为了争取云南地方军阀龙云起义,曾作为龙云警卫排长的杨朝伦再一次被释放回云南。
按理说像杨朝伦这种顽固派,我们是不会相信他能忠于党和人民的,但奈何杨朝伦和龙云、卢汉的关系都太好了,卢汉亲自出面力保下了他。
到了云南后,卢汉又一次重建了184师,只不过这一次,目的是为了云南起义。
云南起义成功后,不死心的杨朝伦仍然想要趁着李弥和余程万反攻昆明时里应外合,破坏起义,但是没能成功。
昆明彻底解放后,杨朝伦仍然从事地下工作,想要内部瓦解云南地区,最终事情败露被捕。如果非要说的话,杨朝伦也算是国民党的“忠臣”了。
1950年3月,潘朔端将军调回云南,担任昆明市市长。杨朝伦的一生也在潘朔端到来后即将走到终点。那个制裁他的人终于还是潘朔端这位他的老长官,最终,杨朝伦被执行枪决。
四野官兵对184师都印象深刻,称其为:这是一支“打不死”的部队,也算是另一种对杨朝伦的夸奖了吧。
但是,破坏全国解放的杨朝伦,终究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罪有应得罢了。
如何成为一个最好的执行者?最好的执行者与一般执行者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一流的下级总能提醒上级,末流的下级总要上级提醒。
一般执行者的想法是:既然是领导,做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我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即使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也是领导说的,就算出了差错,也不是我的责任,我何必多事?领导都没有想到,我怎么可能替他想到?
但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不仅不需要领导来提醒,而且总会想到领导前面——上级想到的自己当然要想到,上级没有想到的,也要主动替他想到。
有一次,一位培训界的同行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经常要出差,一忙或者一着急,就容易忘记带一些东西,如名片、资料和相机等。为此,他跟秘书说,记得提醒他一下,免得耽误事情。
秘书老是不记得提醒,后来终于学会提醒了,但是执行起来,往往又很不到位。
有一天,他在北大高级总裁班讲课,下午讲完课后就直接去机场,到外地出差。
中午时,他接到秘书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您下午要出差,别忘了带名片、资料和相机。”
一经提醒,这位老师一想糟了,相机在家中,又忘带相机了。可等讲完课再回去拿相机已经没有时间了,只好就不带了。
尽管是一件小事情,但也能反映一个员工的执行能力。这位老师感慨地说:“如果是一个合格的执行者,她完全应该熟悉我的日程安排,提前一天提醒我:‘您明天就要出差了,如果现在方便的话,请把需要带的资料、名片和相机放到包里,以免忘记。’有了这样的提醒,我还会忘记带相机吗?”
很多下属都有一个错觉,领导哪会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可别忘了,领导不是神,也有考虑不周全时,也有需要你提醒的地方。
不要说普通人需要提醒,就算是非常杰出的人,有时候也需要下级帮他把关。担任过周总理秘书的纪东,在他所写的《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左右,一天上午,周总理在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之后,离开办公室去卧室办公。
不久,总理打电话让他过去一下。他以为总理要安排任务,像往常一样拿着本子和笔,迅速赶过去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总理并没有交代他办理任何事情,只是很郑重地看着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然后,总理拿起一个大信封,对他说:“你看,我写错了一个信封。”
他接过信封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周恩来某年某月。”
林彪叛逃之前,总理给毛主席和作为当时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写报告,通常都是这么写的。但当时林彪已经叛逃,再这样写就是大错误。
由于连续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在极度疲劳下,写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理在叮嘱他把信封销毁的同时,还特意提醒他:“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注意以后要帮我把关。”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写错了信封,自己把它销毁就行了,总理为什么还要特意把秘书叫过来,郑重其事地嘱咐一番呢?因为即使是领导,即使平时考虑得再周全再细致,也难免有在特殊情况下疏忽的时候,这时候就尤其需要下级能够替自己把关。
这个故事给所有执行者一个警示:即使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有时候也需要下级提醒和把关,更何况是我们的上级呢?这就更需要我们多考虑一点,甚至想到领导的前面。
——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开创智慧人生的九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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