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事件（伊犁事件1997年伊犁事件）

1955年中苏新疆伊犁鸣枪冲突是指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恶高潮时一系列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军事对抗。其中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其中的珍宝岛保卫战（亦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同盟建立，双方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

面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论”，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2]。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全国解放后军事斗争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军队建设都产生了重大而又长远的影响。

据媒体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伊犁的疫情已经波及到新疆的7个地州市，这也让许多人感到好奇，当地采取了哪些防疫保障工作呢？据了解，当地已经采取了疫情应急处置措施，组织专业的消毒队伍，强化对涉疫地区的全方位消毒，同时也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对此，许多网友议论纷纷，有些网友认为，此次伊犁的疫情防控形势也是十分严峻复杂的，同时也由于之前许多人都到新疆地区进行旅游，也加剧了疫情向外扩散的风险，希望伊犁地区的相关部门能够做好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减少疫情外溢的风险；同时，还有一些网友认为，伊犁疫情波及新疆7个地州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肯定也是有着许多影响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找到此次疫情发生的源头并处理相关人员的防控不力；此外，还有一些网友认为，需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事件，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主要需要做的就是控制疫情的传播，避免对其他地区造成影响，同时，由于正值暑假期间，新疆地区的游客也是十分多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做好大数据的跟踪，找到密接以及次密接人员，做好疫情的阻断。

据相关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发生在伊犁地区的疫情已经造成了大范围的传播，而当地也已经在积极地调配核酸检测资源，对各地开展持续多轮的核酸检测筛查，以确保每一个人都不漏掉。

据此，笔者认为，伊犁疫情已经波及了新疆7个地州市，这一事件也表明了目前国内的疫情形势也是十分复杂的，希望当地能够做好疫情防控，控制好当地的疫情，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攻坚战。

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礼堂火灾（又称“二·一八”火灾）是1977年2月18日晚22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力玛里的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今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一团场）礼堂的火灾。火灾死亡694人、烧伤致残161人。事件过程

1977年2月18日是中国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春节前，该团场供销社采购了不少鞭炮。当天晚上预定21点在团场俱乐部露天场开始放映朝鲜电影《战友》。由于当晚室外气温低达零下二、三十度，故在电影开始放映前十多分钟，临时改为在露天场对面的团场礼堂放映。

该礼堂建于1966年，其总面积为760平方米，实用面积为601平方米。该礼堂宽14.52米、长42米、顶高7.2米、墙高3.7米。礼堂设有17个大窗户和7扇门。其屋顶是用木条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没有梁，使用木板盖面，覆盖有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1972年，礼堂正门外面加建一柱廓，有两个直径1米的柱子。1975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准备在该团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故团场党委决定改造该礼堂，用砖将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砌起来，仅留下17个大小为0.6米×1.4米的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该礼堂的二期改造工程中，礼堂南北三个大门被堵死，其余各门皆上锁或用铁丝拧住，不能通行。只有礼堂南侧一个仅1.6米宽的大门能够通行。火灾发生时，该礼堂内后半部分还堆放着团场人于1976年时为悼念毛主席逝世而扎制的各式花圈。

晚上21时30分左右，电影开始放映。22时15分左右，小学生赵广辉在礼堂内点燃了一个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这只花炮窜进了花圈堆，引燃了花圈。火焰又蹿到房顶，银幕以及屋顶上悬着的电线很快着火，礼堂内浓烟弥漫。随后礼堂前部分部分的屋顶出现明火，屋顶的木板、油毡、沥青开始纷纷坠落。由于出口太小，礼堂内大部分人均未能逃脱导致发生重大伤亡。

事件伤亡

火灾死亡694人、烧伤致残161人。死亡人员中的500余人是该团场子弟学校学生（该校为小学、初中、高中合校，当时共有在校学生近1600名）。

事件善后

火灾发生后，1977年2月19日，伊犁军分区紧急电话联系驻霍城惠远的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要求该团迅速前往六十一团场进行救援。边防八团决定由副团长陈福元任救援队长，带领机动营两个连共280多名官兵前去救援。每位救援官兵均携带一把十字镐、一把铁锹、两副口罩。

陈福元回忆称，看到部队官兵赶到，群众让出一条通道，但门口根本进不去，靠门口的地方，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大家必须动手。

经过4个多小时的清理，现场基本清理完毕，遇难者遗体被分开摆在礼堂外的院子里。

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马骥担任了“二·一八”火灾善后处理小组组长。他在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在遇难者全部安葬完毕后，有的遇难者亲属为了泄愤，甚至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里扒出来暴尸示众。经过马骥的耐心工作，总算化解了这一事件。在马骥的坚持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上级公安部门没有抓一名闹事群众。马骥通过支持鼓励遇难者家属回老家探亲或联系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缓解了遇难者家属的悲痛情绪。

1978年7月，在火灾善后事宜基本处理完毕后，马骥调任中共伊宁市委副书记。[1]

事件纪念

鉴园是1997年该团场将已保留近20年的礼堂残墙推倒后建立的开放式火灾教育主题公园。惟该公园的建设至2007年尚未完工，只有“一个门楼、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围墙”。遇难者的亲属们将鉴园视为纪念地，每年来此凭吊。

三大片是此次火灾遇难者的墓地。因该墓地为三块连片的墓地而得名。

艺术作品

作家张贤亮1983年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得知该火灾情况。此事触动他写下了小说《肖尔布拉克》。2006年他在《新疆旧事》一文中提及了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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