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羊尊（四羊方尊出土地点）

1938年春天，宁乡县黄材镇的月山上，姜景舒兄弟种红薯时，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这便是后来叫做“四羊方尊”的传世国宝。

四羊方尊，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四羊方尊颈部饰有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部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这些龙纹从方尊四边蜿蜒于前，精致得无以复加。

万利山货号的老板闻讯后，买下这件四羊方尊，准备卖给赵佑湘。赵佑湘急忙赶回长沙筹钱，和三个古董商人一起收购四羊方尊。长沙县政府得知了该消息，立刻派出警务人员查处此事，四羊方尊被上交给了当时的湖南省政府。

1938年11月，日军南下，在一次日寇空袭中，队伍被敌机投弹命中，建筑夷为平地，四羊方尊受到了损伤，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1952年，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派人到长沙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才终于找到了碎成20来片的四羊方尊。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

文化寓意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

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为祭祀用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一件稀世珍宝，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更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

四羊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百度百科》

四羊方尊的形成时期是始于商代，可以说四羊方尊是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四羊方尊在1938年的时候于湖南省出土，只可惜当时文物走私现象十分的严重，四羊方尊在之后的战乱时期也遗失掉了。并且在战乱时期，四羊方尊还不幸中弹被炸成了20多块，不过之后通过专家的会诊，终于把四羊方尊给修复回来了，也成为了国家特级文物。

四羊方尊周身是呈现出方口型，并且每一边都多达52.4厘米，可以说颈部高耸，而且在4边还有香蕉叶兽面纹等等图案，尤其是4周还被巧妙的设计成了4只卷角羊，看起来就非常的美丽华贵，而且线条干净有力。经过考古研究会发现四羊方尊是采用两次铸造技术打造而成的，先是把周围的羊角和龙头给打造好之后再去打造方尊的大体范围，在把两者相嵌在其中进行整体打造，可以说整个操作方法一气呵成也彰显了商朝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四羊方尊看起来高贵典雅，并且造型非常的简洁，寓动于静也被称为是当时铸造技术的巅峰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四羊方尊名词解释如下：

全器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颈饰蕉叶氏夔纹和兽面纹，肩部有四龙盘缠，四角设计成四个大卷羊角，羊身上饰有麟纹，前腿为经历的长鹳鸟，圈足诶夔纹，羊的形象宁静而威严，在装饰手法上则集线雕、浮雕、圆雕与一器之中，把平面的图像和立体的雕塑结合起来。

把器物和动物形象结合起来，造型威严奇特，铸造精工，纹饰华丽生动，它集中表现了商代后期青铜器艺术的高度水平。

四羊方尊的象征意义：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

文物地位：

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

2000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四羊方尊位列其中。

2013年08月19日，四羊方尊被确定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

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有人面方鼎等。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青铜方尊，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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