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凭借什么而开创了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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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有很多，都是一些很经典的故事，对于现代人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借鉴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明君，提到他就会想起魏征，这两人真是绝配，魏征能成为良相，也是多亏了李世民，唐太宗当时就明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所以广开言路，大臣们就敢说，说的多了，太宗自然能从中悟出道理来，很多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肯定做出的决定更加有利于江山社稷。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已退位多年的唐高祖李渊去世了，太宗李世民忙着为太上皇处理丧事，一件在心里隐藏很久的心事，再次翻涌上来。

十月的一天，他找来史官，提出要看高祖的起居注（注：起居注是对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记录，由专门的史官负责）。他打算查阅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的记事。那个月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忽然死亡——兄弟俩是在后世所称的“玄武门之变”中双双殒命的。

这仅仅是10年前发生的事，人们对此讳莫如深，谁也不敢提及，更遑论追究了！因为，玄武门之变的“肇事者”，便是建成之弟、元吉之兄，当时的秦王，今日的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杀死他的兄弟后，其父李渊立即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令所有军国之事，无论大小，均委太子处决。李渊在痛失二子后，又痛失政权，一个多月后，他宣布退位，正式将帝位让给太子李世民。

这是唐代宫廷发生的第一件大内乱，兄弟相残，以子逼父，中国古代最著名“圣君”之一的唐太宗，做下了这件人伦惨变的恶事。

李世民提出要看起居注，就是想知道，史官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然而，他索阅国史和起居注的要求，均被骨鲠、守史职的史官拒绝。李民不甘心，多次尝试失败后，他干脆给宰相房玄龄下令，要求他将起居注中的有关内容“撰录以进”。于是，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也是太上皇去世五年之后，李世民终于如愿看到了起居注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

据说有一次，李世民得了一个鹞，很开心的把玩，魏征进来了，他赶紧收起来，魏征知道了，不过一直不说，就故意拖延时间汇报事情，直到最后，这个鹞闷死了，李世民也没责怪魏征，他心里清楚，魏征是为了国家，为了他能成为一代明君，时时刻刻在鞭策他。

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不甚枚举。“玄武门之变”也是李世民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比较血腥了，他杀了哥哥和弟弟，自己成功的登上太子之位。这种行为跟杨广差不多，但是他当上皇帝之后是为天下计，为百姓考虑，而不像杨广只为贪图享乐。虽然唐太宗手段残忍了一点，不过他也开创了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和大臣们的故事，和皇后妃嫔的故事，带兵打仗的故事，都是太宗人生的点点滴滴，大部分故事为后人称道，也是通过这些故事让后人更确切的认识了这位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开创了“贞观之治”，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民族最鼎盛繁荣的社会风貌和政治格局。当时的唐朝也被人称作天朝，而唐太宗也成为“天可汗”，可见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是当时最先进的了，而开创这一盛世的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也为后世各朝各代的皇帝所效仿。

在政治上，唐太宗以史为鉴，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爱民如子;并且唯才是用，科举选拔人才，完善了人才的选拔制度;设立谏官，虚怀纳谏，魏征便是当时谏臣的代表人物。在经济上，减轻百姓的赋税，劳役，兵役，注重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生产，从根本上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藏富于民，使得盛唐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现象。

在军事上，推行“寓兵于农”。百姓在农忙的时候务农，在冬季习武，这样举国皆兵的训练方式，使得唐朝的边关失地逐渐收回，渐渐成为当时唯一的大国。在文化发展方面，唐太宗大力推行儒家学说，倡导“诗书礼仪”，唐朝也因此成为历朝历代文豪的多产朝代，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均出自唐朝。

另外，唐太宗还特别注意民族的统一，推行平等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和平统一。在唐太宗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政策下，唐朝终于成为当时世界大国，而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也为历代君王所效仿。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卷七《文史》）。

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如《旧唐书》的李建成传，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如《唐鉴》的作者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中国人很重孝道和家庭伦理，兄弟之情被视为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种关系，《三字经》里就反复强化着这种观念，如曰：“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手足情，血浓水”等等。

然而，我们从周公诛管、蔡的故事知道了，兄弟相残不单是一幕家庭人伦悲剧，它也存在“政治正确”有否的政治伦理。周公杀弟可能不对，但在政治上却是典范。

兄弟关系，首重长幼。长幼即尊卑，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所以中国很早就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李世民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

功业伟大的他，实际上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

政治似乎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他统治的合法性加分——这块牌坊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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