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中国的风格(日本风格和中国风格)
xj 2023-03-28
日本古建筑汲取了中华建筑风格,它具有哪些特点呢?
从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到公元895年(唐建宁一年)的264年间,日本为学习中国文化工艺和政策制度等,向大唐派遣了19次党团。狮子本公司当时对促进日本社会发展、促进中日文化友好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狮子本公司为日本带来了文学化、音乐舞蹈、科学技术、法令制度等,现在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其中建筑设计的影响最深。日本的古都国家建筑总体上是唐代的风格,其中混杂着许多寺庙、佛堂等独特的日式特征,在唐代的古籍和古籍中可以找到几乎相似的模板。
有唐朝余韵,也有本土特色,日本古代建筑怎么能窃取师大党的独创性风格?
唐朝使节带来的唐朝风格
在本公司派遣开始的贞观年间,唐代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唐代的城市建设持续发展。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集体建筑物是首都长安城。当时中国建筑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长安市的建设表明我国古代建筑设计和施工水平正在逐渐完善。长安市内以中轴线对称排列的布局形式对日本建筑设计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来长安的狮子当事人对这个大国的雄伟都城更加感到震惊。不仅是日本平圣经,平安庆的设计建设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狮子本公司在大唐堂堂多次拜会统治者,举行朝拜和宴会的地方大部分是在唐代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市大明宫举行。派遣本公司200多年的人熟悉长安城,特别是大明宫的风格特征。在长安城派遣使节期间,师的日本画家们惊叹于唐代绝妙的建筑风格,全心全意临摹各种建筑图纸,并把他们像宝贝一样带到日本。这个模仿的建筑设计图有很多宫殿、佛堂、寺庙、塔等建筑物,图纸中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施工方法对当时日本的建筑设计和施工发展只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本狮子党回国后建造的寺院
唐朝统治数百年来,从日本派遣的狮子当事人不断吸收中国的建筑技术,为了改善当时日本的居住环境,回国促进了整个国家建筑设计水平的发展。由于唐朝狮子、造船技术及定位技术的不足,长安的海洋中牺牲了很多人。尽管如此,许多日本工匠仍然怀着对中国优秀建筑水平和文化遗产的无限憧憬和热情漂洋过海。
为了一眼就能看到长安建筑的美丽风采,正在研究先进的建筑设计工艺和建设方法。来自日本的本公司对日本建筑业晋升和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多亏回国的狮子党,日本在建筑设计和施工等领域少走很多弯路,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建筑产业和建筑内在的文化发展。当时不仅对日本建筑物,对日本以后的建筑物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基础和推进效果。
建筑设计的交流融合。中国建筑设计界有句话说,要研究中国当代的建筑类型,不能错过日本。一位建筑师为大型古董居民社区设计了唐朝风格的塔,很多人看到后感叹,感叹日本佛塔是如何搬到中国的。不得不说,当代建筑和日本建筑有很大的共性。
这种共性是多维的。唐朝作为当时东方的中心,日本的建筑风格自然受到唐朝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公元6世纪中期,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国内,还带走了唐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包括唐代的建筑结构方法和施工技术、地区布局、城市总体规划等,使日本建筑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英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詹金斯写了关于:的文章。“我们研究日本古代建筑时,可以看到,正如很多建筑艺术史著作所述,日本建筑深受当代文化的影响。
日本白凤时代以后,受唐朝的影响,佛教盛行,掀起了佛教建筑高潮。其中包括法兴寺、法隆寺、四大天王寺等。这些佛教建筑讲究的手法与仁东烨装饰风格和唐代木秋的手法相似。此后,在国家时代,日本建筑界逐渐形成统一的唐代风格,呈现出向中国唐代建筑鲜明特征和日本本土化特征转变的趋势。例如,日本宫殿建筑的屋顶结构形式大部分模仿唐朝时期中国风格的屋檐屋顶,形式比较单一,以休山顶等结构为主,屋檐上添加日本独有的新元素是唐朝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融合的典型例子。
“融合当代风格的天朝破风结构”
日本国家时代以后,沿袭了用毛笔庙连接的唐代木质建筑设计,但与唐代传统建筑不同,直接暴露了木质结构,不使用复杂的工艺过程、建筑技巧装饰房子,使整个建筑看起来更加简单朴素,接近自然。这与当代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
在日本皇室的宫殿里,皇室贵族想要表达的也是崇拜自然的简单朴素的居住思想。“日本对美”的代表作桂利宫是简洁明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筑理念。桂利宫的御运门是用面团编织而成的,高度比较低的建筑物,有竹子栅栏连接。宫殿内建筑物的天花板大部分由竹木结构、草修补或树皮修补等材料组成,建筑物的墙壁上没有太多油漆和奢华的装饰。整个宫殿都以自然为主的材料作为主要装饰材料,展现了皇室贵族的端庄、清贵和与自然和谐共生。
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的建筑风格有哪些区别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同属于区别于欧洲和西亚的东方园林体系,日本园林受 中国 园林 影响 很大,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经过日本长期的 历史 过滤与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 艺术 。与中国园林在许多方面又有着区别.
中国和日本古典园林同属于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园林,西亚,欧洲)的东方园林体系。东方人对大 自然 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在认识、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向自然索取。日本园林是在中国园林直接影响下 发展 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日本园林方面的体现。然而,日本在受中国文化长期熏染和渗透的过程中,也不断经过自身的历史过滤和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下面就两国古典园林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作出比较和分析,并就其成因进行探究。
首先,中日两国园林按类型所属,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中国偏重于皇家和私家园林,宗教园林最弱;而日本偏重于寺院和私家园林。中国皇家园林,如现存的西苑、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般地处中原或北方,位高权重,显得庄重典雅、华贵大方。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轴线明显,建筑呈现北方风格,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私家园林的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建筑体量小,屋角起翘大。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多为佛家的寺院园林和道家的道观园林。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以儒、道、佛结合的特征。江南的寺观园林更多地表现文人的诗情画意,只是通过宗教建筑、香火、香客以及宗教活动来突出其宗教性质。而日本的宗教园林独立于皇家和私家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佛意浓厚。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园林的形象和气氛,不同于中国的宗教园林。
第二,从布局形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是自然山水园。但中国园林偏重山性,而日本园林偏向水性。中国园必有山,园可无岛,而日本园必有岛。从园林的构图看,中日园林皆以向心式构图与西方园林规则式形成对比。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别:中国园林轴线明显,视觉中心较强,而日本园林的轴线较弱,平面中心意识较强。中国皇家园林和寺院园林受轴线影响较深,私家园林受中心思想影响较小。皇家园林服从于城市规划轴线,处于城市宫殿区的北面节点,一般在轴线的后部。而园林本身也呈现出轴线的关系,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轴线是北宫门、后湖买卖街、须弥灵境、佛香阁、大报恩寺、南湖岛、凤凰墩。日本园林早期受轴线思想影响深,后期受中心思想影响较深。早期的轴线式园林称为寝殿造园林和净土园林。轴线从南到北依次为堆山—园池—桥—中岛—桥—中岛—桥—广庭—寝殿—后庭。中世后的弱轴线或无轴线园林如西芳寺园、天龙寺园、妙心寺园等,有些连轴线对位关系都没有了,如皇家的桂离宫。
第三,从天人关系来看,中日园林共同定位于山水园,但两者存在着差别,中国的山水园偏向“人型”,而日本园林偏向“天型”。所谓人型山水园,是指山水园的构成要素中,在天人关系上偏重于人力和人文两种人的因素。
日本古典园林,以山水为骨干的池泉园林一直贯穿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之中,表现天地成分的山、水、林、石一直是园林的重点。树木的用量远远超过中国园林,使得日本园林显出天然野趣。在置石上,多用伏石,表明臣服于天的思想。建筑多用草顶原木,不加雕饰,极尽自然之能事。
从园林的构成要素和布局特点来看,中国园林的园林建筑较多密度较大,体量较大,装饰多而华丽,表明人力的伟大;日本园林的园林建筑较少,密度较低,表明人力的弱小。在山水方面,中国园林人工假山高大,人工湖宽阔,人工味浓厚;日本园林假山低矮,人工水面小,人工味淡,自然味浓。正如园林界大师陈从周先生所说:“中国园林是人工之中见自然,日本园林是自然之中见人工。”
第四,从园林意境看,中国园林“崇文”,而日本园林“尚武”。
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便参与造园。到了隋唐宋,文人进一步在园林中施展才华,在园林镌刻文人烙印的程度不断加深,文人的写意山水园在这一 时代 成为了主流。文人直接参与园林创作成为普遍的现象,文人的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三门艺术达到了一体化的境界。到了元、明、清,园林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得更进一步。这一时期的江南文人辈出,加上得天独厚的水利气候条件,为其园林成就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而日本园林却充满着武力和杀气。自镰仓幕府之后,日本进入了近千年的武士统治。这一时期诞生的石庭面积狭窄,常常是满庭白砂,一无生物,令置身其中的人始终绷紧神经,如身临战场一般。而大名园林更是让人感受到日本园林尚武的气氛。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名园林中普遍建筑有马场和射箭场,成为训练武术、展示武功的场所。
最后,从游览方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有动观和静观。中国园林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陈从周在《说园》中说过,园有动观与静观之分,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大园则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日本真山水园以动观为主,枯山水园林和茶庭则以静观为主,三者结合的园林则动静结合。
中国园林以回游型为主,日本园林则是舟游为主。中国园林不论大小,自古以来都以回游为主,只在大园中兼用舟游,就算是巨大的湖区,如颐和园的昆明湖,仍采用回游和舟游结合的方式。而日本园林自古以舟游为主,只是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发展了回游方式。像桂离宫,所有岛屿和陆地用路桥相连,以利回游;在陆上和岛上有许多茶室可供坐观;乘舟进入湖中也可舟游。
中国 园林的建筑和景点多,适于用园路串联或并联,适于回游的形式。而日本园林的景点不多,且池岛为主,适于舟游式。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园林独特的心游(神游)方式,日本枯山水到室町 时代 红极一时,赏景不需身动,只要静坐三思即可把园景纳入到心中天地,即所谓的“心游”。
以上简单谈了中日两国古典园林的相似处和不同处,那么,形成二者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从两国地理环境来看,中国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古代,中国的四周都有天然屏障,而在大陆内部则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中国辽阔的内陆,为民族生存、 发展 与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四面环海,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气侯恶劣,有“火山国”和“地震国”之称。
两国地理环境的天壤之别,形成了中国的“内陆意识”与日本的“崇海”情结。虽然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域,但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对海洋始终有种敬畏心理,甚至恐海心理。因此,中国园林也表现出若干恐海心理。中国园林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海中三神山,其实这些“海”实际都是湖泊。即使有表现“海”情结的,其表现的旨意也已不在海,而旨在表现其“志”和某种情趣。而日本园林则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大海是日本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本人将对大海的深情物化在园林中,仿造海景一直是日本园林的主题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园林多为池泉园,凡园必有岛,以舟游为主的特点。枯山水园林出现后,替代池泉式园林中的池泉,直接象征茫茫的大海。
第二,从中日 社会 政治 结构来看,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作为文化传统核心的古代 哲学 ,深刻 影响 并建构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中国自古以来采取的是“文制”,重视“礼乐”的熏陶教化和情感抒发。作为园林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高雅文化,以“文”取士,使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家,具备“画境文心”,并容纳了完备的士大夫文化 艺术 体系。造园艺术家们往往以诗文形式作出概括,再仔细地推敲山水、亭榭、花木等每个具体景点的布置,他们追求的是“境若与诗文相融洽”。正因为是揣摩诗意构园,所以园林各景区意境也就具有寓意深远的诗文意境,且与该园主题相互辉映。中国的园林如同山水诗、山水画,蕴含着浓浓的诗意。
日本天皇在镰仓以前,是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的独裁者,镰仓时代开始,天皇和贵族大权旁落到他们的保镖手中,日本从此变成一个由武夫统治的社会。在镰仓以后,始终是武士掌权,文化打上了鲜明的武家色彩,被称为“武治”,而日本自从足利将军开创镰仓幕府到德川将军建立的江户幕府灭亡,经历了近千年的武士统治。靠征伐厮杀而诞生的历代武士政权所推崇的武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这一时期产生的石庭和大名园林正是如此,披上了浓厚的尚武色彩,甚至杀伐之气。这也解释了前文所述的中日两国园林意境上体现的“崇文”和“尚武”。
在宗教信仰上,事实上,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皆趋重现世的物质的实利主义和自己主义。宗教在中国政治机制中始终处于从属皇权的地位,其作用是肯定皇权的合理性。因此中国的寺庙园林形似私家园林。而佛教在日本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受皇室和贵族的推崇,始终处在国教的特殊地位,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日本古代寺庙园林的发达也与寺庙特定的文化地位相关。古代的日本,寺庙是大陆文化引进、展示、传播中心,也是日本文化重要的建设基地。
第三,从两国对待神和人的关系角度来 分析 ,中国园林体现了强烈的人本精神,强调人与 自然 的融合,创造的是最佳的生态环境。而日本则是“神本”,日本园林反映了日本人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心理和远距离欣赏的审美习惯,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小我意识”,这层心理障碍,将人与大自然隔开,从而也淡化了人与大自然平等相处的亲和关系。出于传统的“人本”精神,中国古典园林创造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生存环境。园内追求顺应自然,着力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正如前文所述,一个是人型山水园,一个是天型山水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古典园林虽然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因为毕竟是同根所生;但在这众多看似相同的地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差异,因为毕竟两国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人生观世界观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来源:《小议中日古典园林之差异》
日本建筑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有哪些?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建筑艺术是每个人生命史中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天早晨,人们在一幢建筑物里睡醒后,到另一座或者更多建筑中度过忙碌的一天,晚上又回到建筑物中安寝。
同时,建筑也是人类生活的舞台。人塑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也塑造了人。建筑物凝固着人的需要、情感、审美和追求,把这些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人,渗透到他们的性格和理想中去。建筑成了人类历史的见证,文化的标志之一。
对古建筑的考察、回顾,不仅是在见证祖先呈现给现代人的客观存在,而且还赋予了现代人类审美创造的动机。以古建筑为媒介,人们仿佛可以跟远古的祖先进行交谈。这种可能性使得古建筑的风格、精神和技术可以融入到现在以至将来的建筑活动中乃至精神生活中去。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寻求自我的连续性发展过程。
古建筑是一门四维艺术,与二维的绘画、三维的雕塑不同,它不仅占有空间,而且要经历时间因素才能展示出来。
日本古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它基本的特点,如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是在中国南方流派的影响下形成的,同时也是因为日本盛产木材。日本的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还有斗拱。总的说来,日本古代建筑和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有很深的渊源,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大部分特点。
虽然如此,日本古建筑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尤其体现在它们的美学特征上。它们的美学特征集中体现在平易亲切,富有人情味;尺度小,设计得细致而朴素,精巧而素雅;同时,日本古代建筑也擅长于呈现材料、构造和功能性因素的天然丽质,如草、木、竹、石、麻布、纸张等材料,都被利用得恰到好处。日本古建筑的特色还体现在它的夸张表现上,如伸展得很远的飘檐、硕大的斗拱、过于华丽的装饰、园林中的枯山水等。
古建筑艺术的实际魅力因人而异,如对某个人来说,他可能注重实用,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更注重美观。因此,本文除了从艺术史学出发,介绍日本的古代建筑历史,还以一个设计者的方式去理解问题的隐喻含义,即它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如果能够揭示出其中一些原因,诸如历史的、政治的、宗教和社会愿望的影响等,人们可能会更明了日本的古建筑。日本的古代建筑历史:
日本的古代建筑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6世纪中叶到12世纪,即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建筑;
中期,12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即镰仓、室町时代的建筑;
近期,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即桃山、江户时代的建筑。
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经朝鲜百济传入日本,同时带入了中国南北朝与隋唐的建筑技术与风格。从此,佛寺成为日本的主要建筑活动,其影响遍及宫殿与神社。在飞鸟时代(671年-8世纪初),佛寺的布局与形式呈多样化。至奈良时代(710-784)逐渐形成统一的风格,即既有中国唐代建筑的明显特征,又在向日本化过渡。到平安时代(791-1191),这个过渡基本完成,在佛寺中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样建筑”,在贵族府邸中形成了“寝殿造”。
12世纪后,地方势力兴起。在镰仓幕府(1192-1333)和室町幕府(1338-1573)时代中,宫殿、神社、佛寺、府邸等建筑形态逐渐推向全国。在奈良的仿中国宋式做法被称之为“唐样建筑”(又称“禅宗式”建筑)的风格,与“和样建筑”一同传播到各地。此时日本建筑一面继续受到中国影响,同时又有自己的创造。如奈良时期的粗大构件缩小了,柱子越来越细,枋子成为不可缺少的构件,佛堂内广泛使用天花板,门板演变为隔窗等等。在住宅府邸中又出现了“主殿造”,即简化了的“寝殿造”;还出现了适宜于武士与僧人生活需要的“书院造”,即在居室旁另设披屋作为书房。
从12世纪到19世纪,幕府首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他们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幕府的权力和火药的使用,对建筑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日本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守备城楼,取代了作防御用的中国式城墙系统。城楼常常建在花岗岩台基上,并有城壕围绕以防火攻,因为火攻是木质结构的主要威胁。
佛寺自16世纪后已不再是主要的建筑活动,府邸、城楼成为重要类型。1630年,德川幕府时代的家康,曾驱逐所有的外国人,封闭边境,对贸易者实行重罚,导致了16世纪初随荷兰、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探险者传入日本的基督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段时间日本也进入“流动”世界时期,进入中产阶级富裕起来和艺术上的黄金时代,日本已准备重新与外界联系。过去在战争中兴建的城堡到江户时代(1603-1867)已演变为地方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城郭上筑有象征城市统治者威严与用于防卫的城楼。城市住宅府邸大量兴建,其规模与风格按业主的身份等级而异。此外,由中国传入的饮茶、品茶成为贵族、武士等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茶室往往采用民居的泥墙草顶、落地窗,并在周围布置步石、树木、桌凳、灯笼等,称为“草庵风茶室”。另外,在住宅中又出现了混合有“书院造”与“草庵风茶室”格调的“数寄屋”(Sukiya)。“数寄屋”的传统至今仍强烈地反映在日本的住宅建筑中。
19世纪以后,明治天皇的维新(1868-1912)使日本建筑转而接受西方影响。日本古建筑的特色:
日本古建筑的类型有神社、佛寺、府邸住宅、城池和天守阁等。本节不试图对日本的古建筑做一个全面、详细的梳理和回顾,只挑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古建筑。当然,这可能是有失偏颇的。“钓鱼台”、蓬式屋顶
中国最早采用的建筑形式,是建造在木桩支撑的平台上的长方形建筑。日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外部游廊,通常叫做“钓鱼台”,因为只要有可能,日本的住宅一般都建造在湖边或池塘边上,而且鱼是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品之一,这样在食用鱼时既方便又新鲜。
日本建筑中最古老的蓬式屋顶至少持续沿用了2000年,其显著特点是屋脊横木两端的V形木柱。但最为普遍的屋顶形状,是山墙与半脊的结合形式(类似中国的卷棚),山墙的底部稍向后弯曲继而消失在抱合的屋脊后面。这样在建筑的正面获得了一个奇特的轮廓线,象是一个农夫头上的宽大斗笠。日本塔
日本塔的塔顶有5条直线,比中国的塔顶处理更为精练。日本的塔顶样式严整、苗条,整个建筑物由于宽大的翼展显得翱翔欲动。有时这种挑檐达2米以上;有时多重塔顶出檐尺寸参差不一,密积在一个方形塔的塔顶之下,像是串在纺锤上的一些圆盘,纺锤顶上有又高又细的尖顶饰,叫“和硕”(Hosho)———神圣无上的、象征王权的宝石,这种纺锤形的塔顶由显现到消失,像是一只在天空中鸣叫的鸟。这类塔顶的轮廓往往有类似书法或者松树这类日本景色的象征特点。
令人注目的奈良法隆寺的五重塔,虽在奈良时代,但还是继承了飞鸟时代的布局和形式。它的塔顶尺寸依次向上精巧地递减,其比例为10:9:8:7:6。该塔艺术造型秀丽,建筑结构古朴,结合完好。铜件的加固与装饰,通排的棂窗,浑重的灰色瓦顶及莲纹大瓦当无一不显示出精巧。
奈良药师寺的东塔建于公元730年,为飞鸟时代原建筑物,是日本国宝。东塔高三层,为楼阁式木塔,下层为较矮的塔身,辟板门,大檐下复加小檐,皆用斗拱。二、三层双檐之下均加置平座栏杆。只有底层的入口才能进入塔内,塔上各层的入口及回廊都是假的。神社
神社是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崇祀建筑,史于原始时期。神道教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民俗神道三系,以神社神道为主流,存在至今。神社神道尊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为主神,奉行政教合一,神化天皇世系,以8世纪成书的《占事记》和《日本世纪》为经典。
神社纵深布局,富有层次,入口处有一座牌坊,一根大木横架在一对柱子上,两端左右伸出,有些在稍低一点的位置再横架一根木枋子,这种牌坊叫做“鸟居”(Torii)。进了牌坊,沿正道向前走,到达“净盆”,参观者在“净盆”处洗手漱口后再走向本殿。本殿里供奉着神的象征物,如神镜、木偶像、“从云剑”等。
日本最神圣的神社是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市。它分为内外两宫。内宫称为“皇大神宫”(图11),祭祀天照大神,建于公元纪元前不久。外宫大约晚于内宫500年。称为“丰受大神宫”,丰收大神专司保护天照大神的食物。内外宫形式大体相同,公元7世纪的天武天皇确立制度,每隔20年依原式重建一次,所以现在的建筑并非早期原物。内外宫相距不远,都是以“本宫”为中心的小建筑群,地段为长方形,外面围一圈栅栏。神宫的细节处理非常精致。坚鱼木呈梭形、柱身顶端卷杀,鞭挂截面原是方的,但在前端渐变成圆的。它们使简洁方正的神宫柔和丰润起来,更有人气和人性。在坚鱼木两端、千木、门扉甚至地板上,恰当地装饰了镂花的金叶子,给温雅的素色白木和茅草点染上高贵的光泽。黄金和素木、茅草相辉映,既朴实又华丽,足见审美力的敏锐。木结构的精湛技艺
日本在木结构工程方面的技艺甚至超过了中国。这是由于他们实践的机会很多,往往在地震和台风之后就需要重新建设,同时由于在公元710年将奈良定位永久性首府之前的许多世纪中,天皇宫廷是巡回游动的,所以手工匠人将建筑物的连接部分做得十分精确,既能很好地组合在一起,又便于拆卸和再次安装。
奈良法隆寺,原建于7世纪初,是保留得最完整的日本古木构建筑群,以堂、塔为主。法隆寺以金堂和塔为中心,绕以回廊,以区分佛和俗的世界。其形式以至细部纹样均反映了来自中国南北朝建筑的影响。建筑用料粗壮,金堂的圆柱卷杀明显、柱上置有皿板大斗,用整木刻成云头状的云形斗拱支承着檐口,并采用了勾栏和大字拱等。整个建筑群既雄壮又美丽。
京都的清水寺,建于奈良时代后期。正殿依山而建,前面是由139根粗大圆柱支撑的悬空“舞台”,气势宏伟。木柱等构件不施彩绘,显示出木质本色的自然美。清水寺的建筑特点十分突出,如柱头为小覆盆式,斗拱为偷心造等。
京都金阁寺(又名鹿苑寺)是日本著名寺院之一,临湖而建,景色秀丽。寺的主题建筑是高作三层的金阁,平面方形,上下阁檐为灰瓦覆盖,最上以方形脊座收结,座上立一展翅的凤凰。此阁的上两层柱子、墙壁和斗拱均饰以金箔,光耀夺目。非对称性的空间布局
曾以对称为特点而先入为主的中国建筑形式在日本逐渐消匿。在日本的古建筑布局上,已经不再局限于南北轴向布置。当公元670年大火之后重建法隆寺时,建筑师们把一个原供停尸的庙堂合并到金堂的境域之内,并在其旁建了一座塔。到公元773年,在寺院境域内的高地上又增建了一座法华堂。与金堂一样,它是一个单体建筑,拥有早期那种典型的空间分布不匀的柱子,而且它具有古老屋顶模式那种平缓的屋顶、银灰色的瓦和曲线优美的檐口,因而显得更优雅、更漂亮。
在佛寺的建造上保持座东朝西的传统,是有其实用目的的。为了避免下午令人难耐的西晒,所以将建筑物的长边定为东西轴向,起居室朝南或者东南。此外,依据季节调整起居室已成为常规,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们便搬入房屋阴凉的一面。这种变化最后摆脱了中国模式,超越了轴对称的范围,日本的建筑在尝试中找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对称的轴向特点。模数的运用和灵活的住宅体系
日本的佛教建筑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但日本的世俗建筑却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型制。世俗建筑,主要是住宅,服务于日常生活。它们既要在可能条件下满足生活的需要,又不能不考虑节俭。因此,和宗教建筑相比,它们不大墨守成规,而能适时变化。
与此同时,对肌理的兴趣是由禅宗信徒们掀起的,他们极力主张简朴的思想,已影响到现代西方建筑艺术的线条、色彩和装饰的风格。这也是一种从属于日本建筑艺术的古代仪式,即模数的运用。房屋本身、室内面积和屏风沿房屋的立面形成开间,开间是以6英尺宽、3英尺长为模数的。6:3英尺是地板上榻榻米的尺寸。最初,是将榻榻米一个挨一个地随便置放在一起的,只到首都在1615年迁到江户以后才形成模数的标准化(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在那个时代,早期用来将单体建筑连接起来的回廊(走廊)已被纸屏风形成的走廊所代替。12世纪之后,在地板上安装了屏风门的滑轨,以便将屏风推到一侧,创造出一部分新的空间,在夏季还可以使房子某一面全部向庭院敞开。在早期,日本并没有传统的家具,他们坐在脚后跟上,用浅浅的钵子吃饭,在榻榻米上睡觉。这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由于天花板很低,在室内可以观赏高出地面2英尺左右的庭院美景;第二种更为重要的后果,是这种住宅使室内的空间有了极大的灵活性。住宅通常有两块较高的地方:一块是房间地板上铺榻榻米的一块地方,供起居和睡眠,进屋前须脱掉鞋;另一块地面是用木板做的,作为回廊、走廊和盥洗室;较低处地板上不加铺设的地方是餐厅、浴室和厨房。这是一种十分灵活的住宅体系,在建筑构件大量生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个性。源于茶道的日本古建筑精神
日本的茶道是由禅僧倡导起来的。禅僧饮茶最直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他们在打禅时能保持头脑清醒,而茶室就是为茶道而建造的。由于禅僧们在茶道里注入了寂灭无为的生活哲理和不分贵胄黎庶一律平等的思想,茶室就以淡雅与之相呼应,追求自然天成。广泛流行起来的是草庵风的茶室,成为日本最有特色的古建筑类型之一。
草庵风茶室一般都很小,若以榻榻米为度量单位,茶室大多是四席半,最小的只有两席。它们小而求变,内外都避免对称,也有床和棚。常用木柱、草顶、泥壁和纸格扇。为了渲染天然,常用不加斧凿的毛石做踏步或架茶炉,用圆竹做窗棂或搁板,用粗糙的苇席做障屏。茶室的墙壁和门板是白色的或者是半透明的,为的是让地面的反射光透进来,在如此深的屋檐下,地面的反光是采光的主要来源。地板上铺着席子,家具只是狭窄的架子和陈列主要艺术品的凹龛。艺术品可能是一幅油画、一只碗或一瓶插花,或者只是一套茶具。
在草庵风茶室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一种田舍风的住宅,称为数寄屋(Sukiya)。作为住宅,它比茶室多讲究一些实用,比较整齐,因此更显得自然平易。在室町时代已经传到日本的中国水墨画,这时候成了障壁画的主流,木材也通常漆成黝黑色,这是数寄屋的特点之一。数寄屋的风格同样也影响了当时大型的书院造府邸。数寄屋是后来和风住宅的前身。和风住宅吸纳了西洋式住宅的许多特点,就是日本的现代民用住宅了。
由茶室提炼出来的这种日本建筑精神也体现在庭园上。禅宗佛教认为,人需要与自然和花园融为一体,他们认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同中国的庭园,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再现世界,即小中见大,而日本在这方面的艺术是更具特色的自然设计。观赏日本的庭院不能走进去,应从走廊或游廊来观赏,如其插花艺术。日本的庭园一般需要大画家来设计。天守阁
随着16世纪西洋文化的输入,日本建筑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和风住宅外,重要的还有城楼,叫“天守阁”。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是天守阁建设的高潮时期。这些天守阁已经不像封建内战时期那样兼作番主的府邸,而是纯粹的军事堡垒了。
天守阁里通常有武器库、水井、厨房和粮仓。还有投石洞、射箭孔和铁炮孔等作战设施。天守阁仍然是木结构的,木材粗壮。随着火器在战争中的使用,有些天守阁加上了砖石的外围护墙,下部用大块蛮石砌筑,上部抹白灰。
位于兵库的姬路城天守阁是最著名的天守阁之一。细腻明亮的白灰和粗犷的蛮石对比强烈,产生了极强的力的冲突的视觉效果。为了扩大防卫者的视野,便于射击,姬路城的天守阁在墙上设了几个凸碉,像歇山式的山花,被称之为“唐破风”。 日本古建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模数为基础的建筑构件标准化;
采用地毯或垫子来铺设室内、运用凹室或床轮来取代家具、以及使用屏风使室内成为可以灵活分隔的空间等,这些方法,建立了灵活的住宅体系;
运用不加处理的天然材料形成纹理对比,而且运用天然材料本身的色彩配制(白色、黑色、本木色)常常能突出结构;
房屋和庭园建筑艺术间的内部交流,这种内外空间的交流强烈地影响了欧洲20世纪的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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