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为何开凿运河？

隋炀帝为何开凿运河？隋炀帝是我国上一位争议颇多的君主，在位期间主持完成了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隋场帝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一己之私，还是为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呢？

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第二年，他便下诏开凿大运河。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共分为四阶段进行。其一，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沟通了洛水、黄河和淮河。其二，同年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疏通扩建了办阳邗沟。其三，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其四，大业六年（公元611年），在长江以南开凿了一条江南河，从江苏镇江可直达浙江杭州。大运河的整个工程，进展迅速，前后只用了不到六年，它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全长4000多里，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那么，隋炀帝出于什么原因开凿了这条大运河呢？一千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但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答案。

一些学者认为隋场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

张昆河认为隋炀帝开运河之举“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隋炀帝贪恋江都之美景，这是事实。晋王杨广有消灭陈国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将其升任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前后有十一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繁荣富庶，有“天下第一”之美誉。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在《送蜀客游维扬》诗中有“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之句，可见扬州的繁华。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江都郡下辖16个县，风景秀丽，是当时江南地区的大郡。他在《春江花月夜》一诗生动地描绘了扬州美丽的湖光山色。诗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此外，隋炀帝还创造了《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吟咏江都美景的诗篇。

一些学者认为，隋炀帝对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曾三次东巡江都，但这只是隋场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非根本原因。

唐人许棠对隋炀帝开通运河的意图有着清楚的认识。他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贪恋江南的美景和物产，固然是开凿大运河的一个动机。但隋炀帝三下江都，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享乐，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之举就无从解释，因为陇右和雁门并非“游幸之地”。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也就是开通大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此其所以不能长世。”由此可见，隋炀帝开通运河是为了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了解民情，巩固国家统治。虽然，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其个人欲望的，但不能将其列为基本原因，那是失之偏颇的。

隋炀帝曾赠给宫人一首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从字面上看，隋炀帝征高丽和开通运河之后游幸江都都是偶然的决策。事实并非如此，征辽这样影响着国家命运的大事，怎么可能是“偶然”呢？

隋炀帝讨伐高丽决非心血来潮。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琢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当年杨谅等率大军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没有成功。为了保障后勤运输，隋场帝即位后很快就下令开凿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由此可见，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是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此举是出于当时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需要。

从经济方面来说，江淮一带经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荆州、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已成为全国鱼盐梓以及私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在“升平盛世”下，封建统治阶级追求享受的欲望也不断膨大。而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地因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完全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是京都长安，供应更为缺乏。实际上，隋文帝时期就开始开凿运河。隋文帝生性节俭，爱惜民力，力行省徭息役。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国库仓廪空虚，为了增加粮食储备，隋文帝命宇文恺开凿广通渠，使“转运通利”，顺利地把关东的粮食布帛运往长安。开皇七年，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时期，为了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开凿大运河便成为当务之急，也是社会经济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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