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倒霉官员（最倒霉的高官）

有一定道理的，明朝灭亡是不能怪崇祯的，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出亡国之君，逢上他当政，又是天灾民反，又是后金崛起、满清入关，合上他的能力又有限，明朝又到了颓势的边缘，满朝昏庸，阁哪个皇帝都不好受。其实崇祯还是有治国兴国的宏大志向的，他也不想丢了祖宗的江山而作亡国之君，只不过，明朝该亡了，天意啊，是他崇祯一个人也无能为力的，从当时的天灾也能看出一二!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

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武则天认为他在集市上吃饼的行为有失官员风范，损坏了朝廷官员的良好形象，而且他的做法也违法了武周的规定，于是一怒之下将他贬谪到了外地。

一、他在集市吃饭的行为有损官员的形象

这位倒霉的官员名叫张衡，平时工作很努力。有一次工作忙得忘了吃饭，下朝骑着马回家的途中感到饥饿难耐，看到路边有卖热腾腾的蒸饼，他没有多想便买了一张饼，直到吃完饼才离开。

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吃饼的时候时候正巧被御史看见了。御史作为君王的耳目，看到张衡的行为直接以他穿着朝服在外面吃饭有损朝廷官员形象为由，向武则天弹劾他。

武则天知道这件事情后也认为张衡做法十分不妥，他作为朝廷的四品大员，在街边吃饭和贩夫走卒无异，他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朝廷官员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于是将他降职外放，并且下旨张衡终生都不得进入三品之列。

二、他违反了武周朝的规定

武则天时期对商贾之人很是轻视，不仅规定商贾之家的子弟不能考取功名，同时也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入市。

可是张衡呢，作为一名四品大员，明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却穿着朝服堂而皇之地去了集市，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吃完饼才不紧不慢地离开。他的这种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武周时期的规定，是在挑战武则天的权威，因此张衡被武则天降职一点也不亏，算是自作自受。

就被最信任的人是谁？可能很多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是诸葛亮，毕竟当他在白帝城托孤时，就指明要诸葛亮辅佐刘禅，而且还说什么可以取而代之，虽然这里面有试探诸葛亮的成分，但也足以证明，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信任的。

除了诸葛亮之外，白帝城托孤时，刘备还指定了令一人，他就是李严，字正方，他原本是刘璋麾下的官员，刘备占领川蜀后，他成为刘备麾下的重臣，刘备常常说他进入蜀中，得到最有价值的三人分别是法正、李严、黄权，可见李严在刘备心中地位不低。

刘备临终前托孤，他让李严"统内外军事"，也就是负责一切军事方面的事物，相当于现代的总司令了，而诸葛亮还是主要管理内政，并且刘备让李严接替自己，镇守在永安，以便对抗东吴的袭击，刘备战败之后，最担心的就是东吴偷袭，所以永安必须要重点守护，所以刘备自己都不回成都，一直在永安守到死。

确切的说，刘备托孤是在永安，并非白帝城，只是《三国演义》写了"白帝城托孤"后，大家都忘记了永安托孤，不管刘备在哪里托孤，李严一直受到刘备重用，刘备死后李严的地位就慢慢变了，诸葛亮主张北伐，以战养战让蜀汉能够延续下去，其实一开始李严并未反对。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李严是支持的，可惜诸葛亮用错马谡，导致北伐失败，当时李严在后方负责粮草运送，这让他感到十分憋屈，诸葛亮打了败仗，自己的功劳也因此没了，他一气之下做了一件蠢事，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从李严改为李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李严都比李平要好，可李严就是要改名字，改完名字后的李平整个人都傻了，等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他却因为运送粮草失误，没能及时把粮草送到前线，为了挽回颜面，李平告诉诸葛亮："蜀中的粮草不够了，你们还是退军吧。"可诸葛亮退回来时，李平又说："粮草还有啊，你们回来干啥？"

你想想看，诸葛亮被李平气得大怒，按理说应该把他军法从事，可诸葛亮一想李平是先帝托孤重臣，又是蜀中的元老，根深蒂固的势力不好动手，就把他贬为平民，李严不是改名为李平吗，那就让你去做平民好了，可见有时候名字不能乱改，否则后果很严重，李严就是个例子。

其实李严算是挺倒霉的，可算蜀汉最倒霉官员了，要不是他乱改名字，也不会导致粮草运送出故障，也就不会被诸葛亮罢官了，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李严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人重新启用自己了，于是他打算去阴间找诸葛亮算账，郁郁而终，你说李严这一生，够倒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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